1949年时的歌乐山渣滓洞。
盛国玉与丈夫余梓成，摄于建国初期。
渣滓洞大屠杀中唯一的女幸存者盛国玉接受本报采访
1949年11月，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在重庆的“江南防线”，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在撤退重庆前夕，授意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在押“政治犯”展开大屠杀。不甘心在黎明前夕倒下的狱中人员开始计划自救，当时狱中人员做了哪些越狱努力?地下党的劫狱计划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日前，重庆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厉华、渣滓洞监狱唯一的女幸存者盛国玉和女儿余琼向记者介绍了大屠杀前夕，渣滓洞狱中人员组织越狱的详细经过。
越狱计划在大屠杀半年前就开始酝酿
歌乐山渣滓洞监狱三面临山，周围荒山野草，前面是深沟，1939年国民党军统先后将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改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被捕进去的人通常很难再活着出来，当地人称这两处的监狱为“活棺材”。集中营周边终日有看守人员和巡逻队伍，外人无法接近，对于里面的情形更是一无所知。
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退守重庆准备作最后的抵抗，国民党内人心惶惶，监狱看守也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开始私下与关押的革命者套起了近乎，这让难友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但屠刀随时可能落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为赶在大屠杀前逃出歌乐山，渣滓洞中的狱友们不动声色地开始酝酿一系列的越狱计划。
重庆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厉华介绍，早在1949年4月，狱中人员预感到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政治犯”，就已开始酝酿越狱自救计划。
他们曾通过狱医刘石仁将300多名渣滓洞、白公馆在押人员的名单带出了监狱，希望借助社会力量组织营救，但名单在邮寄给香港《大公报》途中被国民党邮检查出，计划只得作罢。
在狱中，江姐等人将看守黄茂才发展成交通员，并通过他冒险联络了负责歌乐山看守工作的武装卫队连长邬治声，希望能策反其协助营救被关押人员，一翻商讨后，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邬治声最终答应协助营救，然而武装卫队的动向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警觉，1949年8月，邬治声带领的全部兵力被以换防名义突然调往重庆前线，这一次的武装劫狱计划因没有内援而被迫中止。
大屠杀突然提前，两次武装营救计划流产
1949年9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在撤退前对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的“政治犯”分批展开屠杀。不久，杨虎城从贵州被押往重庆渣滓洞，在松林坡，杨虎城和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秘密处决。
杨虎城被杀害后，国民党加快了屠杀，狱外地下党组织决定尽快实施武装营救。决议经看守黄茂才向狱内传达后，狱友们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越狱的准备事宜。他们趁每天早晚半小时的放风机会，在狱内搜集金属利器;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从废弃的门窗上卸下门闩、拆下墙板上的钉子，同时搜集石块和铁皮罐子，并偷偷在监狱里床底下挖了个洞，将搜集来的铁器掩埋在地下。幸存者盛国玉回忆说，当时自己虽然知道狱中的同志们正在搜集越狱工具，但具体放在哪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歌乐山山林密集，警备森严，从山脚出发，须穿越三道警戒线才能进入集中营腹地，若没有熟悉路况的人带路，狱外人员很难接近监狱。恰好当时距渣滓洞不远的一个特务训练班招收勤务兵，营救人员利用这一机会派遣杜文举等打入了渣滓洞地区。
几名地下党员利用勤务兵的便利条件出入渣滓洞，绘制集中营地图和机枪布置点，同时争取了一些守卫官兵。恰在此时，国民党新调来渣滓洞的人员中有人认识这几位地下党员，无法潜伏下去的杜文举等三人奉命撤离，武装营救计划不得不取消，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此时，疯狂的屠杀开始了。
10月28日上午8时，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审出来的陈然等10人被特务公开杀害于大坪刑场，歌乐山集中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又以转移监狱为名，把江竹筠(江姐)、李青林、齐亮等30人押送至歌乐山的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姐等人被杀害后，胡其芬悄悄写下了《狱中报告》，让看守人员黄茂才交给党组织人员，里面就提到了越狱的计划：“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混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我们。”
11月21日，地下党工作组组长刘康收到了这封署名为“吉祥”的来信，立即抄写一份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并紧急召集武装人员，拟定路线，准备强行武装营救。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开会部署人员时，发现匆忙中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未能马上实施，不得不推迟至11月29日前后实施。但没想到，11月24日，毛人凤就秘密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提前分批屠杀的密令，11月26日，命令传到，当天晚上即开始执行。“最终还是因为许多预料之外的因素，使两次的武装营救计划没有及时实施。”厉华惋惜地感叹道。
关键词： 渣滓洞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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